海登神父出生於阿馬里洛，後從阿爾伯克基遷移至南加州定居。他目前與妻子和兩個孩子住在爾灣市。海登神父在比奧拉大學和托里榮譽學院完成本科教育。隨後他取得了文學和神學的研究生學位。海登神父在斯嘉麗主教和已故的布朗斯坦神父的指導下接受培育。他於2014年成為會吏，並於2016年被按立為會長。他擔任聖馬太教會的教區長，專注於堂區教育、靈性指導和職員培育。
從倦怠到堅定不移
本文翻譯：“From Acedia to Stability”。 引言 在埃及的聖安東尼修道生涯的早期，他曾焦急沮喪地呼喊道：「主啊，我願意得救，但這些念頭不肯離開我。我在困苦中該怎麼辦？我怎能得救呢？」他的這聲呼喊，在某個時刻，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感到似曾相識。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談談基督徒生命中最被低估的衝突之一：我們與倦怠（acedia）所進行的爭戰。不過，在特別聚焦於這個致命的惡習之前，我們應該先把「七宗（或八宗）致命（或首要）惡習」這些範疇，轉譯為基督徒苦修實踐的動態。正如我們所知，「致命的罪」並不是聖經中找到的一張清單——它們不像十誡、律法總綱或真福八端那樣具有顯而易見的清晰性。舉例來說，我們確實能在聖保羅和聖約翰的著作中得到一些指示性的罪惡目錄，但對罪之腐化的系統性論述，則有待曠野的教父、教母們——特別是那些走入埃及、猶大和敘利亞曠野去培養祈禱生活的人。我們如今較為熟悉的那些清單，是在大迫害結束後才立即出現的，那時基督徒才開始有時間和空間（說實話，還有命）去有條理地研究和解釋基督徒生命的靈性工夫。 聖安東尼祈禱中的「念頭」（thoughts）一語，以及其後靈修傳統中的這個用語，正是七罪宗（或某些地方的八罪宗）清單的基礎。首要惡習並非一部列舉可能觸犯罪行的刑法典，而更像是指向實際罪行的先決條件——是我們內在生命的腐化，而這些腐化會在外在行為中顯現出來。「念頭」一詞譯自希臘文「意念」（logismoi），這是對「道」（logos）一詞的戲仿，後者指的是上帝的智慧、秩序或聖言。相比之下，「意念」則是對神聖智慧與秩序的萎縮而扭曲的仿製品，其設計目的是攻擊祈禱之人的心靈，以使他们的修行脫軌。「意念」針對並誇大我們的脆弱之處，無論這些脆弱是靈性上的、心理上的還是身體上的。當我們順從這些念頭時，它們就成為魔鬼藉以影響我們的管道，我們也藉此把自己的生命併入邪惡之中，卻得不到任何回報。 「意念」的領域是心——即靈魂諸能力的複合體。然而，靈魂中最與「意念」交鋒的器官，是理智（intellect）——我們的辨別能力，以及心智（nous）——我們的專注能力。綜合來看，教父傳統把這個複合體視為某種類似我們的「認知者」的東西，它調用理智、情感、想像和感官。正如丹・西格爾（Dan Siegel）所精闢指出的，這個心—意複合體既是內在的（inner），也是交互的（inter）。它既存在於一個人之內並貫穿其全身，同時也需要回應他人，甚至需要他人才能達到其最充分的表達。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我們將聚焦於「心」作為念頭的領域，以及「心智」（nous）作為念頭的守望者。 在這些「意念」，即邪惡念頭之中，有一個我們從希臘文「akedia」翻譯為「倦怠」的惡習。這個詞字面上的意思是「缺乏關懷」。在現代西方，我們往往把這種缺乏關懷理解為懶散——樹懶1這個名字讓人聯想到一隻懶洋洋的哺乳動物，大概正躺在沙發上看日間電視節目，大概還吃著仿冒牌子的奇多，因為它們在清倉特價。但「倦怠」遠不止是這種特定的表現形式。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倦怠」因人而異，可能包含許多不同的問題。正是本都的厄瓦格留斯（Evagrius of Pontus）——今天上午我們將花相當多的時間研讀他的著作——提出「倦怠」就其破壞潛力之大而言可能與驕傲不相上下，它像個帶頭人一般，驅使其他的 logismoi 或惡習。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的目標是引誘一個委身於祈禱的人，在屈從或憤怒中離開祈禱，然後無論他們接下來走到哪裡，都再次如此行。 「倦怠」是任何委身於規律祈禱並勤懇度基督徒生活的團體所特有的問題。我相信，一旦我們在基督徒生命中培養出一定程度的熟練，一旦我們開始在團體中依照祈禱規律生活，我們就必須警惕「倦怠」的種種形式。透過超越刻板印象來理解這個惡習，我們將更能察覺它對我們和我們堂區的影響。它隨著時間所滋生的怨憤、倦怠和沮喪，正在奪走許多基督徒的成熟與結實纍纍——而這些只能透過耐心地堅守原位才能獲得。 倦怠的發作 那麼，如果「倦怠」不只是懶散，它究竟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厄瓦格留斯——埃及聖安東尼的靈性傳人——提出了或許最具心理學洞察力的描述： 「〔「倦怠」〕使太陽看起來幾乎一動不動，甚至完全靜止，使一天彷彿有五十個小時那麼長。然後它強迫修士不斷地向窗外張望，走出斗室，仔細凝視太陽，以確定它距離第九時辰還有多遠……它在修士心中灌輸對這個地方的憎恨、對自己生命本身的憎恨、對手工勞作的憎恨。它引導他想到愛德已從弟兄們中間消逝，沒有人給予鼓勵。……它把生命描繪得漫長無邊，把苦修奮鬥的辛勞呈現在心靈眼前，而且正如俗語所說，它無所不用其極，要誘使修士拋棄他的斗室，退出這場戰鬥。」 「倦怠」常被曠野教父稱為「正午的惡魔」。它發動攻擊的時機，正對應一天中那段曖昧的中段時間。在埃及的修道院裡，這段時間伴隨著一輪彷彿幾乎爬不過天頂的太陽，用熾熱烤炙著它之下的一切。就在那時，倦怠——即心靈的鬆弛——突然變得誘人起來。黎明時分的熱忱與志向早已消逝。晚餐的慰藉和與弟兄們的交談則遙遠得難以想像。「倦怠」在此刻侵入，暗示這一天將永遠持續下去，將永遠如此艱難，而修士所做的一切都沒有任何真正的意義——他沒有帶來任何改變，而且他大概誤解了上帝對他生命的呼召。「倦怠」的最終目標，是讓一個人離開修道院。「倦怠」不在乎他們接下來去哪裡，因為「倦怠」會在適當的時機再次攻擊他們。只要他們反覆地在一個地方停止祈禱，那就足夠了。對修士來說，這意味著離開修道院以及那個地方所代表的聖召，但我們很容易看出，這如何也適用於修道院之外的情境。 「倦怠」如何企圖達成這個目標呢？厄瓦格留斯指出：「acedia 是憤怒與慾望同時且持久的運動，前者對眼前的事物發怒，後者則渴望不在眼前的事物。」正如現代修道作家加布里埃爾·邦格（Gabriel Bunge）所闡述的：「凡它所能得到的，都是可憎的；凡它所得不到的，都是可欲的」——也就是說，既對事情的本來面目感到憤怒，又對別的東西——無論那是什麼——懷著一種不確定的渴望。「倦怠」 是一種躁動不安，表現為拒絕委身於一個地方或一個目標。與此同時，「倦怠」使我們失去分辨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的品味，因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無法在各種要求我們注意力的事物之間作出辨別。分心變成冷漠。冷漠耗盡我們尋找意義的能力。很快我們就鬆弛殆盡，失去動力，也無法被激勵——我們變得麻木而沮喪。我們不再關心，也不再懷著希望舉目，或懷著悔改俯首。 「倦怠」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種明顯閒散的誘惑。對於教會中所謂「有生產力」的成員來說，它可能是一種持續不斷的誘惑——那些人真誠地哀嘆自己根本沒有時間祈禱。事實上，在像我們這樣的文化中，「倦怠」常常隱藏在甚至最虔誠外表的活動背後。而伴隨它的遊蕩欲，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容易實現——是的，透過行動的便利，但也透過虛擬生活。如此漫無目的的多樣性，從未如此唾手可得。我們的處境對正午的惡魔來說是理想的。我們可以離開而無需離開。我們可以逃離而無需移動。我們可以生活在一個恆常的「別處」。 幾個世紀以來，美國基督徒一直被一種實用主義的工作神學所塑造。清教徒傳統——約翰·柯頓（John Cotton）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把勤奮鑄造成一種屬靈的責任，甚至是一個人蒙揀選的標記。工作可以被表述為對上帝和鄰舍的服務，是一種「正當的呼召」，是一種填滿「頭腦與雙手」的職業。但在柯頓之後不到一個世紀，正如洛伊絲・伊夫勒斯（Lois Eveleth）所觀察的，那種奠基性的清教徒神學將被世俗化為別的東西：野心成了救贖，工作成了遺產，群體和後代成了唯一重要的裁判。在那個框架中，上帝成了——如果還算點什麼的話——一位禮貌地置身事外的建築師。其結果並非一種願景取代另一種願景，而是兩者交織在一起。工作本身既成了虔誠，也成了個人遺產；既是職召，也是自我辯護。於是，美國基督徒發現自己在兩者之間永無休止地奔忙：既努力討上帝喜悅，又努力使自己令人難忘。 也許正因如此，在這個國家，懶惰往往意味著那種無用之人的漫畫形象：一個不願工作、不願建設、不願拼搏的人。我們想像中，懶惰的人是美國夢的敵人。但這種漫畫式的形象錯過了更陰險的真相：一種文化可以浸透在「倦怠」之中，同時卻狂熱地活動不停。如果我們再加上二戰後的繁榮——伴隨著工業、娛樂和技術征服的洪流——那就又添了一層。在本可以有反思、哀慟、悲嘆的地方，我們學會了「保持忙碌」。我們日益成為我們賴以謀生的工作。我們的職召感可以迅速坍縮成一種磨人的職業。而且，即使我們的職業能讓我們在雞尾酒會上被問及身份時給出一個體面的答案，它在同一時刻也成了一個驅使我們走向精疲力竭和靈性枯竭的工頭。 要說清楚的是：努力工作並非邪惡。有意義的工作也並非邪惡。但工作，就像任何其他東西一樣，可能成為偶像——一種許諾權力與安全的魔法護身符。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話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暴露了這種誘惑：「工作是我們的理智、我們的自尊、我們的救贖。」「倦怠」喜愛這句話，因為一旦生產力等同於意義，忙碌就成了一種屬靈的嚴苛主義。它是我們反擊失望的方式。它是我們逃離內心空虛的方式——我們害怕一旦慢下來，那空虛就會追上我們。而這在一開始是有效的，特別是當我們年輕力壯的時候。機會彷彿無窮無盡。但隨著年歲增長，地平線開始收縮。 我們進入了人生的正午。我們意識到自己沒有成為那個太空人、牛仔或絕地武士（或無論對司祭而言相應的是什麼），而且如今很可能永遠不會了。我們做了選擇。我們許了誓願。也許我們養育了兒女。也許我們投身於服務的職業。但後來教會改變了。我們的身體改變了。我們的時間開始感覺有限得可怕。無情的太陽高懸頭頂，照亮了我們感覺像是未實現的潛能。一個問題開始在喧囂之下低語：「以我剩下的時間，我還有可能做什麼？」「倦怠」察覺到它的時機，猛然撲上來。 起初，它以冷漠來誘惑我們。何必努力呢？何必在意呢？何必追求卓越，如果它不能推進我們的目標——也許是更大的堂區、安立甘宗之間更大的合一、一個更基督教化的美國？然後，它以分心來誘惑我們。我們培養起奇怪的嗜好，然後又放棄它們。我們從一個新鮮事物跳到另一個新鮮事物。我們滑著社交媒體，尋找證據證明生活正在別處——而不是此處——發生，儘管我們心知肚明自己並不會真的朝任何新事物邁進。我們看著螢幕上的人們「做著真正的工作」，並把我們所經歷的嫉妒稱為「啟發」。我們用屬靈的語言為逃避現實施洗。然後，一旦那些消遣給我們留下浪費時間的噁心感，我們就驚慌失措，帶著因輕易誤入歧途而生的罪疚，逃回工作之中。我們把這種罪疚帶到一個地步，變成一種侵蝕我們內在正直和周圍人際關係的羞恥。我們告訴自己：我需要重新變得高效。於是這個循環重複：工作——倦怠——逃避——罪疚——羞恥——再工作。每一次回歸都更加暴虐。最終，亨利·福特的那句話顛倒了自身：工作成了我們的瘋狂、我們的自我憎恨、我們的沉淪。 從倦怠中得醫治 這就是「倦怠」。而唯一的出路，歸根結底，並不是一套更好的生產力策略。「倦怠」無法靠成為跑步機上更高效的奔跑者來戰勝。戰勝它的方法，是走下跑步機，堅守原位。麗貝卡・德揚（Rebecca DeYoung）在《閃亮的惡習》（Glittering Vices）一書中，以令人震醒的清晰道出了問題的核心：「倦怠」是「對愛之要求的抗拒」。不一定是對努力的抗拒——因為陷入「倦怠」的人可能把巨大的精力投入於分心和否認之中——而是對愛所要求的那一千次死亡的抗拒。「倦怠」想要不經過犧牲的忍耐就得到成熟。我們認出「倦怠」的那一刻，不僅僅是一個診斷。它是一個邀請：一個再次同意為愛的緣故經歷那一千次向自我的死亡的機會。 它始於一項非常謙卑的操練：為我們今天在此而感恩，因為我們本可以在許多別的地方。「倦怠」的解藥是專注——不讓我們所在之處、所是之人被棄置一旁，好使我們能在勤勉中成長。但這不是那種由忙碌文化所定義的勤勉。再次地，正如聖伯納德所教導我們的，勤勉從根本上是愛的事：學習去愛你所在之處、與你同在之人，以及你真實所是的自己——在真理中、在美中、也在不小的不適之中。但我們應當預先受到警告：「堅守原位」這項「簡單」的任務是令人畏懼的。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在一個家庭、一段婚姻、一間教會中堅定不移，就是向煩惱、困惑和矛盾敞開自己，而這些會一路低語：「你做了所能想像的最愚蠢的選擇。」Acedia 會利用那聲低語。它是一個狡猾的敵人。就像普洛透斯王（King Proteus）一樣，它會變換多種形態，既可怖又溫順，以逃避被制服。 我們的戰役繼續下去的方式，是委身於團體中平凡的祈禱習慣「倦怠」的策略永遠如一：說服你相信真正的戰鬥在別處——與更好的人一起，在更好的地方，用更好的方法，而且阻力更小。神學家喬納森・桑茲・懷斯（Jonathan Sands Wise）用一句話捕捉了那個相反的舉動：我們透過站立不動而向前邁進。簡單地說，這是對所謂「肌肉式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的一種反駁——那是一種表演式的追求，打著全然奉獻的旗號，企圖藉著極端的苦行達到靈性成熟。祈禱的規律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為它是抵擋變幻潮流的唯一穩固錨地。但我們必須小心——尤其是在「倦怠」的牽引之下——那些壯觀屬靈壯舉的誘惑力。赫拉克勒斯式的決心，往往是逃避平凡忠信的一種方式。頻繁更改你的祈禱規律——尤其是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可能就是這個惡習穿著宗教的外衣。長遠來看，平凡、默默無聞的忠信中的規律性，比屬靈的英雄主義對「倦怠」更具致命性。 我很想說，只要堅守原位，我們就能立即進入「倦怠」被擊敗後的安慰之中。但在起初，我們通常會遇到厄瓦格留斯說過我們會遇到的東西：憤怒與慾望。一旦最初的迷戀消退——一旦你不再被那個計畫、那段關係、那份工作、那個堂區的新鮮感所眩惑——你就開始感受到什麼冒犯了你、什麼令你失望、你希望什麼能有所不同。然後你開始幻想那個更好的別處。堅守原位，就是把這些幻想帶到光天化日之下。 關鍵在於學會察覺這些憤怒與慾望的動向，而不立即服從它們。面對「倦怠」，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觀察自己的念頭，並意識到我們並不是我們的念頭。我們並不是我們每一個轉瞬即逝的念頭；念頭來自許多地方，只有誘惑才會焦慮地堅持要你立即服從。真理不會為審慎所需的忍耐而煩躁不安。堅守原位讓我們看到，在逃向新事物的衝動的另一面，躺著什麼。「倦怠」終於被揭下了面具。它屬下的憤怒傳遞了它有限但有時頗具啟發性的信息——你不喜歡什麼，你希望能控制什麼。而你被邀請去做的，取而代之的是練習驚奇，練習讓這個世界不是按照你立刻想要的樣子存在。它的同伴慾望，終於再次被淨化為神聖的渴望——渴望萬物成為美好、完整、完美的，正如上帝正在使它們成為的那樣。唯有經由這條道路，我們才能與奧古斯丁一同抵達那結論性的祈禱：「祢為祢自己造了我們，主啊，我們的心不安不息，直到安息於祢內。」 靈魂真正的安息再次成為可能——不是因為生活變得更容易了，或呈現出我們所希望的樣子，而是因為我們開始以信任和感恩之心，安住於生活按其被賜予的樣子之中。然後是最後的階段：我們重新住進那些我們恰恰想要逃避的愛之要求中。我們重新有能力達到基督徒的成全，因為我們留在愛所在之處，留在愛呼召我們超越自我的地方。這就是向僅僅自我的那一千次死亡，如何成為向真實人格的一千次復活。我們開始把「本地」——我們平凡的生活、我們平凡的人們——看作我們的救恩實際上得以成就（否則就完全無法成就）的棲息地。本地成為神聖的，因為它成為上帝安置我們的地方。而如果我們不能在那裡遇見主，我們也不會在別處遇見祂。主永遠在愛之犧牲所在之處被尋見。於是，那個令人惱火的堂區教友成了我們的令人惱火的、需要去愛的堂區教友。那個乏味的地方政客，成了我們為主的緣故而蒙召去尊敬的人。我們配偶那個不經思索的習慣，恰恰成了我們的誓約得到認可之處。我們孩子的那場發脾氣，成了我們真正為人父母的時刻，而不是我們消失三十分鐘並稱之為「自我照顧」的藉口。這不會容易。這不會很快。但「倦怠」終將退讓。 我們無法獨自完成這一切。有時候，唯一能讓我們留在原地的，是知道在隔壁的長椅上，也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正在努力堅守在上帝安置他或她的地方。據記載，聖安東尼曾這樣勸勉一位在「倦怠」發作中掙扎的修士弟兄：要他留在自己的斗室裡，哪怕做最差的修士、獻上最蹩腳的祈禱，但仍然堅守原地。在獨處的時刻，知道我們的奮鬥不只是為了自己，這可能是一種救贖性的恩典。而在團契的時刻，這種奮鬥則成為我們彼此互相鼓勵的契機。太多時候，我們在交談中滿足於發牢騷那種令人快意的嘈雜。但只要你有機會，請彼此提醒：你實在很高興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並且持守忠信。當然，歸根結底，我們尋求的是基督親口說的那聲「做得好」。然而，與一位弟兄面對面的短暫時刻——你在其中說：「我知道這很難，我看到你在堅守著。不要放棄。」——並不與此相悖。你可能正在挽救一個聖召，有時也在挽救一條生命。 當你思索自己生命中那些「處於中途」、或許正被正午惡魔及其誘惑所纏擾的領域時，我鼓勵你採取一個非常實際的步驟。撥出幾分鐘時間，就在園子裡的某處，單單地待著。不允許自己做任何有生產力的事情，無論是屬靈的還是其他的。沒有任何議程。在靜默中坐著。隨著時間一分分過去，觀察你的心智如何可能從一個心理任務跳到另一個心理任務，掙扎著無法安定。觀察你如何可能試圖出神地轉向某種更空靈、更有目的、或顯然更有意義的東西。觀察你的心智如何試圖把你逃離當下不適的慾望屬靈化。這一次，不要改變什麼，就讓它變得不舒服。然後，每當那種不適感覺達到頂點時，就平靜而緩慢地用聖詠九十一篇的話回應它：「上主，祢是我的希望。」然後重新開始。 而當我們發現自己與聖安東尼一同祈禱——「主啊，我願意得救，但這些念頭不肯離開我。我在困苦中該怎麼辦？我怎能得救呢？」——我們並不是在發現失敗。我們是在發現那個真正的戰場，在那裡誘惑被擊敗，德能被贏得。對 acedia 那非凡而罕見的勝利，說來奇妙，始於平凡的忠信：堅守、祈禱、警醒、接受愛，並再次——就在今天——同意上帝之愛的要求。然後，那個我們曾覺得如此乏味的小小忠信世界，將重新敞開，重新著迷般地成為上帝無處不在、充滿萬有的地方。或者，用霍普金斯神父2的話來說： 世界滿載上帝威嚴的榮景，(A) 它必閃耀，如抖動金箔的光芒；(B) 它匯聚成大能，如壓榨的油漿 (B) 湧出。為何今人不再敬畏祂的杖刑？(A) 世代的人不斷踐踏，踐踏，踏平；(A) 一切被貿易燒灼；被勞役玷污、擾忙；(B) 染上人的污跡，散發人的臭氣：土壤 (B) 如今赤裸，雙腳著鞋，再難感受地靈。(A) 縱然如此，受造界從未枯竭；(C) 萬物深處，存留著最純粹的生機；(D) 儘管最後的光芒在幽暗的西方熄滅，(C) 噢，清晨，已在東方那褐色的邊緣湧起—— (D) 因為聖靈，正覆翼著這彎曲的塵界，(C) 以溫暖的胸膛與，啊！光輝的雙翼。(D) sloth，英文中即有懶惰，也有樹懶之意。 ↩︎ ...
